独家 | 深焦 x《翡翠之城》导演赵德胤:电影不需要我,是我需要电影

采访 | 柳莺(里昂)、Wegmarken(勒阿弗尔)
整理 | 柳莺(里昂)

赵德胤出生在缅甸小镇腊戌的一个华人家庭。因为历史的原因,他的祖上一路从南京迁徙到云南,再经由滇缅公路,来到缅甸定居。作为家中的老幺,赵德胤坦言,他从小就被长辈教育,躲在人群里最安全。然而成年之后的他,并没有选择把自己掩埋在茫茫人海中。为求得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机遇,16岁的他来到台湾求学。大学毕业后,学习视觉设计的他走上了拍片的道路。很快就成为台湾最引人注目的电影创作者,坊间常戏言,在过去几年里谈到台湾电影,大家一般最关心两个问题:1.《聂隐娘》什么时候上映;2.赵德胤最近在做什么。

2006年,凭借第一部短片《白鸽》,赵德胤开始在世界各大影展上崭露头角。2009年成为第一届金马学院的学员,获得侯孝贤、李安等人的亲授指导。同年,他开始了自己第一部长片《归来的人》的制作,这部看似无奇的处女作,其实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是第一部全部在缅甸取景完成的电影。面对种种限制,赵德胤“背叛”了老一辈的金玉良言,将目光投向家乡在生活边缘挣扎的人群。2012年的《穷人、榴莲、麻药、偷渡客》延续了他一贯的关怀,曾入围第35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主竞赛单元。2014年,他又带着《冰毒》来到了柏林“全景单元”,更为娴熟和生动地向观众展现了当代缅甸的真实状况。今年,他的首部纪录片《翡翠之城》又成为第66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的开幕影片。初涉纪录片制作,赵德胤选择从自己十六年未见的哥哥入手,随他进入梦想一夜暴富者们心心念念的”翡翠之城“,同时也进入一场重温亲情与家庭历史的私人情感旅途。电影在柏林的放映取得了热烈的反响,2016年2月13日,赵德胤在电影市场台湾展区接受了深焦(《电影世界》)的专访。

深焦:在《翡翠之城》之前,您还有一部从主题到形式都非常相似的影片《挖玉石的人》,同样讲述在中缅边境矿山艰苦讨生活的玉石工人。这两部影片之中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

赵:2012年,我拍完两部剧情片《归来的人》和《穷人,麻药,榴莲,偷渡客》后,接到了很多拍片的邀约,其中就有包括法国arte等电视台在内的纪录片拍摄邀请。虽然当时我并没有接触过纪录片,他们认为我的剧情片拥有不少纪录片的特质,并且给了我相当的创作自由,甚至允诺准许我拍摄一小时一镜到底的影片。最后经过考虑,答应了台湾公共电视,为他们拍摄一部纪录片。至于选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小到大在我家庭中挥之不去的“翡翠之城”。翡翠占有缅甸整个国民收入的25%,政府甚至靠它来维持军饷。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虽然我没有去过矿山,但它从一开始就和我的个人、家庭生活紧密关联。我的大哥16岁起就去玉矿打工,在那里呆了超过二十年,为了讨生活辛苦工作,甚至为了减轻痛苦而染上毒瘾。他因此而坐牢,而后出狱,改过向善,但他一直不忘重回矿山的执念。对我来说,矿山是一个庞大神秘甚至有些可怕的地方,是我此前未曾涉足的区域。但我突然产生了想要理解它的念头,想要理解为什么像我哥哥那样的工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这个恍如地狱的地方吸引。于是我决定带着我的相机亲自一探究竟。

一开始我没有资金,但还是找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团队。但后来发现地方独立军与政府军正在交战。2012年战争最惨烈的时候甚至有持续不断的轰炸,太多的人手和设备根本无法进入,外国人根本无法入内。我们第一次去矿山的时候一无所知,在检查站被悉数拦下。后来根据实际情况作了人员调整,最后只有我和制片兼摄像师王兴洪两个人进入了矿区。《挖玉石的人》更像是我对工人生活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充满着重复性,没日没夜地工作、吃饭睡觉。在外人看来,矿坑生活充满着难以想象的困境;但对工人来说,危险乃至死亡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此我决定在这部纪录片中采用非戏剧性、全然客观的手法。而《翡翠之城》更多的是贴近我私人情感的家庭录影带,充满着旁白和我自己声音的演出。这两部片子看似一脉相承,其实非常不同。不过,矿坑倒塌一场,我把它放到了两部影片中。这两部电影必须要放在一起来观赏。

 

深焦:两部电影同时观赏作为一个整体,您想通过客观和主观的双重维度说明什么问题?

赵: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上看待缅甸玉石矿工的生活,你会发现老板、工人、财团的命运实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无法脱离一个庞大的悲剧性的结构。我的大哥是一个工头,他从村里找到想要发家致富的男丁,发展为其下线。而他上头,则是资金的提供者,可能是更大的老板,甚至是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财团。同样,我还想通过这两部电影,通过对大哥生命轨迹的追踪,表达自己对“离散”的观察与理解。镜头对群山的凝视,同样传达出一个讯息——在短短的三十年中,贫民靠着发家致富的念头,硬生生地将山挖成了山谷,将山谷填成了山。热带森林变成了一片赤红的荒山,也因为重型机器的挖掘,一个又一个人工池塘出现在矿区。

深焦:在矿区的拍摄必定困难重重,您能描绘一下当时的工作环境吗?

赵:的确如此。一开始进入矿区,发现我哥哥身边的工人们都对摄像机相当敏感,这给拍摄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当然,他们并不是抵触摄像机,而是对于摄像机的到来过于敏感和兴奋,因为矿工的生活实在太无聊了。为了不让他们如此注意摄像机的存在,也为了拍摄的便捷,后来我们大量的素材都是使用GoPro和iPhone进行“无镜框”拍摄的。很多时候,我就只能把设备固定在胸前或摩托车前,我并不知道我究竟拍到了什么。但是我们的设备对当地的军方造成了威胁,所以我们有时也不得不把相机藏起来,所以在电影里也加入了一段只有声音的黑屏。

拍摄初期由于能够进入矿区拍摄的人手有限,连我自己都是谎称是玉石工人才得以混入矿山。我们不得不在矿区找了好几个对器材感兴趣的工人,让他们进行拍摄。拍摄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积累了大约1500小时的素材,这其中我还在进行其他的剧情片项目,时不时地需要回到台湾或是去其他地方工作。我不在矿区的时候,也同样会把设备交给工人,远程电话连线指导拍摄。可以说,《挖玉石的人》的影像是由我和工人共同完成的,而《翡翠之城》中百分之八十的影像出自我手。

640-18.jpeg

深焦:当您在拍摄中遇到如何处理突发情况?

赵:面对突发状况,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救人。电影中有一段是军人前来矿区进行干涉。当时我正在矿山的一个高处测试摄影机,通过摄影机看到了还在山脚下的军人。于是我赶快通知大哥,大哥又骑着摩托车到处散布这个消息,保证大家的安全。

矿坑坍塌的一段,我同样在第一时间加入了救人的行列。很多人说纪录片导演不能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进行干预,我则认为不然。如果你眼前的人正在死亡,那么第一要务一定是救人。我们是拍摄者,同样也是生活者,军方来了,我得和工人一起逃跑。如果在那个时刻,还要追求什么诗意,想要找到在物理意义上具有诗意的镜头,是不可能,也是有问题的。这部影片中所有的镜头和气氛都是拍摄当下环境的促成,可以说,我并没有加入任何美学的考量。电影中的粗糙、不安,就是我当下的感觉。

 

深焦:电影中大量的旁白,细说缅甸动荡的历史,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仿佛是对大哥三十年来人生的总结,也仿佛是对您个人命运、家庭关系的梳理。您在拍摄的时候就想好要使用旁白的形式来串联起这些图像吗?

赵:我并不想用形式来规范或是限制这部电影。我曾经想使用档案影像资料来对缅甸的历史进行梳理,但后来发现这些内容不够私人。而电影中的旁白其实是我拍摄时候撰写的日记。在剪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将这些日记通过念白的方式,配合粗糙的图像,比起档案影像更能表达我的内心。

深焦:您如何处理大量的原始素材?

答:面对体量庞大的素材,剪辑的确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为了这部电影,我从2013年初就开始剪辑,一共剪辑了八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在得知入围柏林电影节之后才完成的。到现在,我大概还有400个小时的素材没有看完。

 

深焦:电影一开始想要表现大哥的故事,进行到结尾时俨然变成了玉石工人令人悸动的群像,主题在无形中得到了拓展。

赵:其实拍摄矿石工人也是为了从多个方面理解大哥的生活。虽然我的大哥已经成为了工头,但他从前也像其身边的小弟一样,没日没夜地干着重体力活。我对他们的拍摄,其实是为了展现我大哥的过往,时光飞逝,他们却在重复彼此的命运——染上毒瘾、躲避武装力量的干涉,甚至面临生命的危险。

 

深焦:《翡翠之城》中的声音令人印象深刻,林强先生操刀配乐,杜笃之先生把关音效。声画共同刻画了矿山超现实却又无比贴近现实的氛围,您能说说这背后的故事吗?

赵:2013年我完成了《翡翠之城》的初剪,在一个社交场合遇到了林强。当时我的《冰毒》将要去到柏林影展,台湾电影界的很多前辈也看过了影片。我的剧情片在技术上比粗糙,成本很低,林强就常常说可以来帮我做音乐。当然我也并没有奢望和他的合作。林强非常喜欢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原本想要做电子乐,但他想尝试不同的东西。我就想到缅甸恰好有一千多年的传统乐器,可以把传统与现代做一个嫁接。于是我们就去我家乡找了乐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采样,录了三十多种乐器的声音。林强一共为这部电影写了35首曲子,我最终只采用了四首。林强那个时候也非常痛苦,因为当时他恰好在给《聂隐娘》做音乐,所以他一开始给《翡翠之城》写的配乐太具有中国唐代古乐的风格。后来为了中和掉这种太过中国的气质,我们又去缅甸录了许多僧人诵经的片段。可以说,在这部电影的音乐上,我们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抽掉了很多重音,将鼓声和环境音融为一体。

当然在音乐上,我们也试图做到不煽情。不过,在讲了那么多痛苦的个人经历后,我还是希望电影中的声音能带来抚慰人心的效果。至于音效,我不太懂。拍摄期间收声设备很差,但杜笃之先生还是用杜比数位解码器将单声道音轨转为立体声,为电影的增加了音景的层次感。

640-20.jpeg

深焦:能说说您的新剧情片《再见,瓦城》的现状吗?

赵:《再见,瓦城》是一个开发了四五年的案子,2010年我就写完了第一稿的剧本,后来又前后修改了十二稿。这部电影已经完成了拍摄,现在正在后期制作,大概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和观众见面。这次和明星合作,也是一个尝试,并不是说我要往商业片方向转型。此后我的影片也不会拘泥于影片的类型与题材。世界上那么多导演,电影节并不需要多我一个,而是相反,我需要用电影这个媒介来表达我的情感,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