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展马德里站只进行了短短五天。
我们深焦几位从法国拖着满载流感病毒的残躯疲惫而来，离开时依然疲惫，却充盈了鸡血、骄傲、不舍和感念。2016年是如此糟糕的一年，现实世界危机四伏，艺术的避难所里，大师巨匠也纷纷辞世，能在年末注入如此一剂“建设性强心针”，体验如糖霜一般这样细碎但纯粹的乐观与坚定，不足以济世，大概足可以慰人，说起来，我们爱电影，愿意为电影做的这一切，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前四天的放映活动里，我们自己几乎都惊讶于每一部影片如何给马德里的影迷们带来如此强烈的感受：一对西班牙老夫妇每晚准时到场，坐在相同的位置几乎观看完了每一场电影；一位观众说在国内看过两遍《路边野餐》，现在这里看到第三遍仍然是满满的惊艳；一位不断地追问《踏血寻梅》中人性崩塌的那一瞬间动机究竟是什么；一位起来啧啧赞叹《推拿》那让人强烈感同身受的视听语言；一位观众质问《吾土》的范俭导演是否想过影片为外国观众带来的误解，而另一位观众则几近哽咽地说观后心情十分复杂，西班牙观众也会思考，而我们爱国家的光鲜也会爱它的伤疤。我们为什么要拍电影？我们为什么要在海外办电影节呢？可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质疑者，也会有这样的应答者。
可以说这样的互动是我们希望的，但又几乎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不知是这座到凌晨还人来人往的热情城市的缘故，还是影迷的热度映衬得这座城市如此可爱，我们只希望在我们继续上路的今后，将世界各地影迷的内心GPS都默默地定位到马德里。
于是就这样，四天的放映结束。我们从黑暗中醒来，走进亮堂的中国-西班牙电影产业论坛会堂，也不避忌谈到一些消沉灰暗的现实。艺术片与纪录片的前景与未来本来就不是一个总能让人高兴的话题，但我们谈得很诚恳。
以下奉上这次论坛的纪要，望知事，望慰人。
谢谢大家，来年再见。
（朱马查，巴黎）
开场主办方发言：
麻赢心：
当前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壮大，与各国间电影方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我们很高兴能够通过组织这次活动，促进中西电影交流，帮助建立更紧密的两国间电影工业间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论坛通过两国电影工作者对谈拓展相互合作的可能、对未来可能性的展望。
何安琪：
我曾经是马德里视听与电影学院的学生，正是通过学校放映的电影了解西班牙。今天也希望将中国的电影带给西班牙的观众。希望今天能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旅程的开始。
赵晋：
首先要感谢西班牙的年轻团队，如此出色地组织了这次活动。我们也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团队，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样的工作推广华语电影。华语电影的国际化工作一直做的不好，我们希望做专业化的国际制片和发行工作来改善这样一个现状。
感谢到场的所有嘉宾。尤其要提一句，一会儿上台耐安老师制作了当代中国最动人、真实、勇敢、自由的影像，同时她也是出色的演员，曾获得过洛迦诺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感谢她对年轻电影人的提携，为中国电影更加自由的表达所做的一切。
12·2 马德里论坛现场
第一场 中西艺术片制片经验交流：一些电影是产品，一些才是作品
论坛参与者：
Javier Tolentino：Radio 3主持人、电影评论家
Luis Miñarro：电影人，独立制片人，曾参与阿彼察邦金棕榈影片《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河濑直美《第二扇窗》，阿尔伯特·塞拉《堂吉诃德》、《鸟的歌声》等影片制作。
耐安：制片人、演员，与娄烨合作制作《颐和园》、《春风沉醉的夜晚》、《苏州河》、金马最佳影片《推拿》等，并凭借应亮导演的《我还有话要说》荣膺2012年洛迦诺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论坛参与嘉宾
Javier：西班牙对中国电影有兴趣的人很多，但西班牙的发行市场有很大的局限性，每年能进入院线的中国影片非常少，而且推介的只有固定几位著名导演。在西班牙，能够看到的关于中国的新闻，并不能给人一个真实、清晰的概念。借这次华语影展和论坛之机，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电影，了解更多的有关中国现状。
耐安：感谢大家这么早到来。我是一个中国制片人，与欧洲联合制片已经有20年，主要与法国、德国的电影人合作，还从来没有和西班牙制片公司合作过。通过这次华语影展，我想向西班牙观众介绍中国电影，并了解西班牙同行的状况，希望在未来也能够有机会与西班牙电影工作者合作。
Luis：我曾与如日本、泰国的亚洲电影人合作过，但至今还没有与中国制片人合作的机会。对我来说，如何决定与哪国电影人合作主要看电影的质量，只要是有创意的、有趣的电影，我都很希望参与。多国合作制片是现在的趋势。在西班牙，独立电影之路是艰难的，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的独立电影，在发行方面都会遇到相当大的问题。我参与制作过的36部电影。这些电影在法国的观众数量会是西班牙的十倍。
Javier：我的问题是，既然我们无法控制发行商，那么为什么中国与西班牙电影人的合作会是有趣的、有意义的？
耐安：所有艺术家、导演创作的目的，都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观众看到，人数越多越好。从创作、营销到发行，这些都是一部电影运动的部分。无论是艺术电影，还是商业片，都是如此。
Luis：我认为制作一部电影，最重要的还是对创作者个人的意义，如何能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满足感。观众当然是很重要的。独立电影有很多“边缘观众”，他们活跃在电影节上、网络上，也会通过盗版看到我们制作出品的电影。
有些电影是产品，另一些是作品。有些电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大多数电影只是转瞬即逝的消费品。最大的满足，是努力做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作品，在很多年以后还会出现在电影资料馆，被人们反复观看。
Javier和Luis
耐安：我非常同意Luis的观点，也正是因此一直坚持了下来。中国作者电影的状况是复杂、困难的。我不得不承认，有不少中国艺术片导演的作品曾经得益于欧洲电影基金的帮助，联合制片的重要性也由此可见。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很热，有很多钱，在欧洲找钱比过去困难了，但中国的这些钱却很难给到艺术电影，而是更多地投资到了商业电影上。
在中国，如何在创作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由于存在电影认识层面的差异性，创作者与制片人之间也常常产生矛盾，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合作达到的高度就很难实现。更多观众，包括电影从业者可能都更喜欢好莱坞的电影，他们并不关心电影是否能像艺术品一样留在电影史上，而是关心如何挣到更多的钱。
Javier：我把电影分为三类：商业片（我个人更倾向将其称为垃圾）、传统电影、艺术电影（现在所占的比例很少）。独立电影工作者就是在与市场持续不断斗争。
我想要问耐安：制片人是想要赚钱？还是为了让独立电影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且推广艺术？
耐安：我倾向通过市场来推动艺术。我不想指责或者批评那些只为钱工作的制片人，每个人的趣味不同而已。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在人生中做出更好的电影。如果这部好电影同时能挣到很多钱，那当然就太好了。
Luis：制片人需要用其他活动来支持独立电影，否则将很难实。我曾在广告业工作，用广告收入来投资电影。
麻赢心：Luis是否还在广告业？耐安是否为了给电影筹资而做过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Luis：没有，我厌倦了。第一，现在广告业的状况也不同了，2001年做广告可以挣很多钱，但是现在很多工作电脑就可以完成；第二，这也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我希望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更有人文关怀的工作中去。
耐安：Luis讲的故事太熟悉了…我也做过广告、电视剧、MV，是为了挣钱。用这种方式，我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剧本。包括偶尔去做演员，因为演员拿到的钱可能更多些，有时主演一部电视剧得到的钱甚至可以拍一部低成本电影了。所以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经历的时代也不同，但我们的状况很像。
Javier：我想我们讲的是同一种语言，虽然我们的交流需要翻译。
我想知道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您会把金钱和时间投入到与西班牙合拍电影上？
耐安：合拍并不是我们刻意追求的。如果有一个好的故事，正好与两个国家有关，就可以考虑。现在手头并没有一个合适的计划，但未来寻求合拍完全是有可能的。西班牙消费水平并不很高，如果以后有境外拍摄需要的话，也可以考虑来西班牙。
Javier：那么Luis，西班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对于独立电影制作来说，态度是支持还是排斥？
Luis：如果不是纪录片的话，一部电影投资很大，所以需要合资。而非官方的独立电影受到的保护很少。如果花销在百万欧元以下，则相对容易，因为可以由非官方的机构、个人来做。另外，市场的“审查”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层面，有些话题是到达不了观众的。每个国家的审查不一样，拥有一个更简单的出路是我们共同谋求的方向。
耐安：我想请教一下中国和西班牙有签订过官方的制片合作框架协议吗？
麻赢心：两年前刚签过，但到目前为止只做过一部动画片。
Luis：我们与日本的合作制片，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困难。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手续太繁杂了。欧洲是一个官僚主义非常严重的地方。
耐安：中国的官僚主义更加严重。当年中法合拍协议签下来之后，我们曾试图做官方的中法合拍项目，但没有成功。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官方合拍，所以很多电影项目放弃了这种合作方式，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纠缠。另外，对于一部官方合拍项目，法国公司可以享受税务优惠，但中国不行，得不到有效的帮助。
听众：我想请问耐安老师一个问题。我小时候也是看主流电影，直到大学受朋友影响开始看小众电影，觉得小众电影刻画更加细腻，选材角度更加打动人心。我注意到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种电影。您的职业生涯中所看到的中国的观众的成长是怎样的？
耐安：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因为很难给小众电影一个标准答案。当代中国电影从80年代到现在，我确实经历过你描述的那个过程。但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观众，我不知道他们会关注什么。经济急速发展，大家都疲于奔命，处于高压之中。马德里的节奏相比之下就非常放松。大部分中国观众到电影院可能会希望放松，不希望去思考复杂的问题，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政治的……所以好莱坞的电影在中国那么流行。中国关注艺术电影的，大部分在于知识分子群体，而且不是全部的，是那些有“闲情逸致”的人。
深焦：请问Luis，您是如何开始与亚洲导演入河濑直美、阿彼察邦合作的？他们有何特点吸引你？还会继续与他们合作吗？
Luis：具体与哪国导演合作，是没有计划的，都是由于巧合相识，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共鸣，就去做了。比如与河濑直美相识，是在墨西哥。与阿彼查邦是在戛纳电影节上认识的，觉得他的项目从人类学的角度上来看非常有趣。与亚洲电影人的合作，更多的是靠缘分和个体之间的相似性。
在西班牙，参与联合制片有越来越困难的趋势。公立电视台很少支持，因为大部分观众没有兴趣。很多合拍团队是法国组织起来的。在欧洲合拍项目中，法国的制片人总是更有优势，不止是因为观众比其他地方多。法国的发行渠道多，可以卖给canal plus等电视台。只要能卖给一家电视台，就有更多的机会卖出去。
观众提问
听众：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催生了很多资本。资本市场主导可能导致了很多作品质量很差，不得不集中邀请明星出演，保底发行。这是一种市场畸形发展的形态。
请问耐安老师，像冯小刚导演的新电影是否是新的导向，是否觉得艺术片就是超越商业片？同时还有关于商业电影的票房预测的问题，您认为这个对于电影的发展有作用吗？
耐安：我完全同意你对目前中国市场的看法，有很多从业者和观众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夜之间能改变的。我们每天都在为拯救市场努力，包括这次来马德里。但是艺术片不可能取代商业片，不存在谁取代谁，在全世界它们都会一直作为两个独立存在而共生。我们要做的是，无论是做商业片还是艺术片，都要追求更高的品质。为了钱，商业片让艺术片消失，是做不到的。反过来，艺术片也不可能取代商业片。
关于最后一个问题，中国有许多做数据的公司，预测各种商业行为可能性，这与资本大量进入有关，一切都变成了金钱的游戏。我个人很不幸也参与过。这些公司是否能够真正帮助到电影？其实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真正重要的还是电影本身。那些“金钱的游戏”，不是我们的事情，是商人的事情。
现场听众
西班牙听众：请问耐安女士，独立电影在中国是如何发行的？与哪类影院合作？中国对每年进入市场的外国电影数量有限制，且好莱坞电影占了很大份额，想了解欧洲电影在中国市场发行的可能性？
耐安：中国大多数艺术电影是没有机会进入发行的。我参与制作的很多电影，外国观众可能是中国观众的十倍。盗版DVD对培育中国艺术片观众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是中国观众看全世界独立电影的主要渠道。
第二点就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外国电影的进口配额几乎都给了好莱坞大制作电影。我之前曾想介绍一些国外优秀电影进入中国发行，但非常困难，有审查的问题，也有配额的问题。
近几年中国开始有了艺术院线的雏形，是一些有能力的人自发组织起来，做类似欧洲艺术院线的工作。我期待新一代电影工作者、做电影营销发行的人，在5到10年之内，能够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艺术院线。
听众提问耐安：耐安女士如何看分级制度，有可能在中国市场推行吗？
耐安：我们一群中国电影人，为了分级制能够出台，已经奋斗并争取将近20年了。期间也多次与政府管理机构的领导进行对话、大家开会讨论。在推行我们上一部影片时，有人告诉我，暂时不要考虑这件事情了。近几年应该是无望的。
听众提问Luis：与亚洲、欧洲的剧组都合作过，不同文化语境背景下，在制片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Luis：独立电影背景下，没有很大区别。因为资金、运作等方面的相似性，我们有相同的困难。
只是作息时间不一样而已。理论上与亚洲电影人合作应该会更困难，但实际并非如此。有共同的电影理念、能产生共鸣最重要。
麻赢心：请Javier讲点积极的话吧，不想再现在这个有点消沉的气氛里结束今天的论坛。（笑）
Javier：我们一直保存乐观的态度，艺术电影现在会存在，将来也会存在。我们也会为之一直奋斗。
第二场 中西纪录片拍摄经验交流：耐心接近狮子的人
论坛参与者：
Javier Tolentino：Radio 3主持人、电影评论家
Luis Miñarro：电影人，独立制片人，曾参与阿彼察邦金棕榈影片《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河濑直美《第二扇窗》，阿尔伯特·塞拉《堂吉诃德》、《鸟的歌声》等影片制作。
范俭：纪录片导演。作品曾入选柏林电影节、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釜山电影节、香港电影节、加拿大HotDocs纪录片节等。关注时代巨变下人性、家庭的故事。范俭导演的纪录电影作品主要有《吾土》、《寻爱》、《活着》等。新片《摇摇晃晃的人间》获第29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纪录长片评委会大奖。
Arantxa Aguirre：西班牙纪录片导演，西班牙文学博士，曾担任阿莫多瓦等西班牙著名导演助手。作品《A dream of Passion》(2006)入围戈雅奖。
论坛参与嘉宾
Javier：首先要问范俭导演，您曾在电台、电视台的工作过，这对电影的叙事有帮助吗？
范俭：我很多年前做过电台音乐节目的主播，这更多是艺术上的经历。我以后也想去拍关于艺术家的电影。另外，我在电视台最重要的经历，是让我对中国底层现实情况有了很多了解。
Javier：Arantxa与很多重要的西班牙导演合作过。她以一种诗意、充满感情的方式做纪录片。
而且她也在中国工作过。
Arantxa：纪录片允许我以一种更独立的姿态工作，感到更自由。纪录片导演更接近于手工艺人。
Javier：我想与今天两位纪录片导演讨论超越电影定义的一些东西，首先可能就是关于电影和纪录片的划分。
范俭：作为电影工作者，应该打破各种局限、对电影的界定。我不愿给纪录片设立框架，剧情片各种影片都对纪录片会产生影响、交集。
Arantxa：很多剧情片导演，也引入纪录片的元素，比如阿巴斯。我们也应该做方向相反的事情，将剧情片的元素引入纪录片。在艺术表达这件事上，不应有疆界。
Javier：我看了《吾土》，非常喜欢范俭社会批评的方式。他的表达是有政治性的，却不特意去强调政治层面。这种微妙的表达方式是特意为之吗？
范俭：做了十几年纪录片之后，我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改变。以前在电视台时，关注的问题更表面。在电影学院学习后，关心人会多于关心社会议题。在《吾土》中我不想让自己成为记者、报道者，而是想做一个电影人。所有社会议题都是背景，核心的是家庭和人性。
Javier：正因如此你的表达才如此细致入微。那么Arantxa呢，您是否一直非常关注观众的感受？
Arantxa：艺术最重要的是交流。我希望自己做的事情能抵达观众。不能为了电影评论者做电影，而是要为普通人做。就像把一个漂流瓶丢入海里，希望人能捡到它。
节奏对电影来说是重要的。今年来有些电影的节奏令人绝望。电影需要有音乐会的节奏，留白是重要的，寂静是重要的，但不能一直如此。有些电影人的做法对于观众来说近乎暴力。
Javier：我想要说一说伊朗电影，给人感觉电影就是电影，是现实的反映。那是一种军事化语境下的电影。比如阿巴斯的关怀，它首先是对存在的思考，而不是政治上的抗争。
Luis：看情况而论。前苏联的军事化语境下，也产生过极美的电影。西班牙独裁时期有很多很好的电影，虽然说布努埃尔是流亡国外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像在纪录片中会有虚构的成分，剧情片中也会有纪录片的元素。
Javier：布努埃尔的《无粮的土地》中，就有一个关于山羊的摆拍镜头，他是重现发生过的场景。两位导演是如何看待纪录片中的真实与谎言的？
范俭：我觉得在特殊情况下，以人为方式重现一个发生过的场景是可以的。比如拍《摇摇晃晃的人间》时，我拍了一个意象性的镜头：鱼困在荷塘里的水中，这画面实际上是摆拍的。我想，只要利于电影的表达，是没关系的。
Arantxa：这么做的基础是真实，能帮助剧情的发展。电影最终是一种建构。
Luis：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怎么做。
Javier：范俭导演接下来希望做怎样的电影？会考虑审查的因素吗？
范俭：处于独立制作的状态时候，就不会考虑审查。确实有危险的话题不能触碰，但是这是有弹性的空间的，当然也需要小心。我还在寻找下一部电影的主题，正在做一些调研，或许与历史、家庭有关。
Javier：Arantxa,，虽然在西班牙没有政府层面的审查，但市场的“审查”是存在的。您是否曾经觉得创作被市场限制？
Arantxa：没有，因为我从来不拍商业电影。我都是受委托拍片，不必去考虑是否能赚回成本。那些商业上成功的作品我并不觉得有趣。
Javier：那Luis呢，你拍电影时有什么禁忌吗？
Luis：我不制作恐怖片。审查其实有很多形式，不止是政治上的。在很多国家，商业利益在艺术、文化之上，影响控制人们观看的方式。
电影总的来说是一种慷慨，一种与他人分享的欲望。所有人都有权力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知识分子、艺术电影爱好者当然也有权力享受作者电影。但在国家层面上，我们看到的常常是相反的，艺术电影在给毫无营养的垃圾电影让路。
巴塞罗那有很多人拍纪录片。和西班牙其它公共电视台相比，加泰罗尼亚公共电视台对此也比较支持。不仅是在加泰罗尼亚，从两年前开始，西班牙制作影片的一半是纪录片，这与成本有关。最近的纪录片的自由度似乎变低了，但也变得更私人、更有个性。
Javier：在西班牙存在“银行审查”，存在“市场审查”。比如有人拍了关于西班牙广场大厦的纪录片。很有意思，建筑有自己的声音和历史。但这栋楼曾被桑坦德银行买下。银行不希望纪录片见光，也得到了政府默许，所以观众无法看到这部影片。
西班牙听众：纪录片是否是一种避难所？如果你们有充足的钱，足够大的自由度，还会去拍纪录片吗？
范俭：还是会拍纪录片。多拍几部。
Arantxa：这里没有人认为纪录片好过剧情片，我们并不是站在虚构的对立面。重要的是讲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如果我有很多钱，我也会继续拍纪录片，拍十部。
Luis：如果我有钱，会和阿彼查邦合作更多的电影。
电影工业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电影需要90分钟，电影院不希望放70分钟的电影。从中就可见市场对创造力的限制能达到什么程度。电影工业的要求没有为电影工作者提供帮助，而是恰恰相反。
Javier：你们是否会在自己的纪录片里引入剧情片的方法和元素，拍介于两者之间的片子？
范俭：目前还没有用过，说不定以后会用。不止是剧情片，当代艺术的很多方法都可以借鉴，比如舞蹈、剧场的方法。
听众：请问两位导演，身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对于纪录片市场的发展怎么看？是会更加受欢迎还是会被资金所局限？年轻人会愿意去从事这个行业吗？
Arantxa：有很多年轻人想做纪录片。但在西班牙人们并不够重视纪录片，比如会用“短片”指涉纪录片，将纪录片和电视上的纪实类节目联系起来。但这种无知和不信任，对纪录片工作者来说恰恰也是机会，你总是可以让观众感到惊讶。
范俭：欧洲、北美纪录片的观众庞大。最近去阿姆斯特丹参加纪录片电影节，几百人的厅坐满，排队买票看纪录片。我看到这个场景感到非常幸福。在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看纪录片的都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特别是女性观众，我一般是看不到的。但是有非常多的年轻人想要看独立纪录片。
天艾：年轻人想要看纪录片，是因为即使中国的制度有种种限制，我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麻赢心：拍余秀华，一个名人，有争议的人，与拍普通人有什么区别？
范俭：确实非常有名，对影片是有好处的，利于传播，会有市场。对投资方会有更多的回报。但作为创作者，我喜欢她的诗歌，她的性格，所以才会想要拍她。
Javier：:我知道贾樟柯有带欧洲电影到中国去的计划，西班牙电影在中国的接受度会高吗？
范俭：影院里是受控制的，英语影片接受度更高。很多年轻人想看到来自全世界的影片，包括来自西班牙的影片。但中国观众对西班牙导演还不是很熟悉，最著名的电影导演还是阿莫多瓦。但我觉得西班牙电影也可以做影展，在北京、上海肯定会有很多人去看。像法国就每年都做。
听众：我有一个关于拍摄方法的问题。如果又想拍他们最原始的状态，又不想让他们察觉到我的存在，有没有技巧，在不让他们感觉到被观察的同时进行拍摄？
范俭：不介入，不打扰不是我的方法。我会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吃饭喝酒吹牛下地干活，强烈地介入。因为你不可能让他感到你不存在。当他们适应了你的存在，在镜头前就会呈现出自然的状态。
Arantxa:有人会用隐藏摄像机，但我道德上不接受这种做法。我会花充足的时间与拍摄对象在一起，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意识到相机的存在。但有时生活中会有问题出现，那是他们忘记相机存在的时刻。在后期制作中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些。
我们就像那些去非洲拍摄狮子的摄影师。要有耐心，最终狮子会让你接近。
结语
我们的深焦华语巡回影展马德里站暂告一段。在此，不得不感谢一些纯粹而可爱的人：合办方MYX工作室孜孜不疲地与当地场地、人员、制片人联系，拼尽全力却还频频致歉自觉做得不够好，令我们十分汗颜的口译志愿者，更有坚定支持年轻电影人、爱电影的年轻人的，从国内赶来的耐安老师，刚在阿姆斯特丹拿了大奖又马不停蹄赶来的范俭导演，从巴塞罗那坐火车来的制片人Luis Miñarro，导演Arantxa Aguirre和不厌其烦在电台里提起我们的Javier Talentino。
最后的闭幕式上马德里的负责人之一天艾的发言让在场很多人尤为触动，在此奉上作结：
记得曾经读过一本关于电影的书，名字叫This loving darkness，这可爱的漆黑。我想电影院里的漆黑之所以可爱，是同为身处其中的我们更能在大银幕上看见我们所真正欲望的东西，它是我们追逐的光源，因而摄人心魄。
由衷感谢此次应邀参加我们影展的中西电影人，你们对电影艺术的追求和投入始终触动和引领着我们；感谢到场的每一位观众，感谢赞助商和法律顾问，感谢辛勤无私的志愿者，感谢巴黎和马德里组委会的伙伴们，你们让电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