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我们在全世界看电影,我们想和你一起看电影

策划 | 「深焦Deep Focus」编辑部
编辑 | 车小爷(长春)

Peter Cat (巴黎)  
「深焦Deep Focus」联合发起人

或许因为有一堵文化上的高墙,「我在全世界看电影」这样一个策划似乎听上去颇有些在晒海外党优越感的意味。诚然,能在大银幕成规模看艺术电影和经典老片对于绝大多数国内影迷是一年零星几次盛大活动(北京、上海电影节,电影资料馆、博物馆);而能去戛纳、柏林、多伦多这样大电影节,则更像是一种朝圣。「深焦」(Deep Focus)因为占了一点地缘上小便宜,有幸比国内观众能多看到一点,也因此我们愿意与每个读者多分享一些。

这个策划的本意其实是给我们长期劳作的作者一次表达私人情感机会,让他们有机会诉说一下过去一年里ta们印象最深的和电影有关的瞬间,并配上他们在深焦撰写、翻译或是策划的文章。但遗憾,及至年末我们的成员琐事很多,因此这次策划并不完整,很可能没有你喜欢的作者露面。

就我本人而言,回想过去一年里和电影相关瞬间,要想挑出其中一件来实在是太困难。2015年对于我来说,当然非常特别,第一次去了柏林,第一次去了戛纳,第一次和那么多曾经心心念念的电影人近距离接触……但似乎这些又都不那么重要(恐怕生活和人都经不住一而再三地近距离去魅,更何况戛纳年复一年总是要去,广濑丝丝真人基本上也和电影里长得一模一样:)。

 在装逼这件事情上,永远有人可以比自己走得更远。比如这位在戛纳被媒体挤得水泄不通的《卡罗尔》新闻发布会上悠哉给女王画画的迷弟,然而他画得并不像(挖鼻孔)。

在装逼这件事情上,永远有人可以比自己走得更远。比如这位在戛纳被媒体挤得水泄不通的《卡罗尔》新闻发布会上悠哉给女王画画的迷弟,然而他画得并不像(挖鼻孔)。

于是,非常真诚的,我想把过去一年里最弥足珍贵时光(也可能是最花费心力时光)留给我们的「深焦」(Deep Focus)。那些在去年三月底最早一起建立起这个公众号诸位(柳莺、牛腩羊耳朵、陀螺、钰清)以及日后加入我们的所有作者、译者和编辑。这些以文字诉说对电影的忠诚与热爱的团队中,既有与电影/媒体行业紧密相关的人员,他们或者在高校中教授、学习电影,或者已深入工业内部,在制作、发行、批评领域施展身手;亦有从事着与电影毫无关系的工作,他们也许是法语教师、普通白领,甚至理工科学生,或是会计。是对光影的热爱让这些人聚集到了「深焦」。看着成员版图渐渐从巴黎、里昂扩展到了北海道、波士顿、西雅图、伦敦、纽约、惠灵顿、马德里、多伦多、罗马、东京、台北(新北)、柏林和绝大多数大陆的大城市,就好像一时间自己生出好多双眼睛,可以看得更多,也可以看得更远。即使我们中绝大多数都还未谋面,只是在微信上有一搭没一搭交换着对电影热情和意见,但那在不远处的相遇我已经看得见。因为「深焦」,我们各自在全世界各个漆黑角落里看电影,我们其实也一直在一起看电影。于是,很想告诉深焦诸位同仁,途径巴黎的时候,欢迎来找我看电影,我也很乐意为你提供一个旅途的安顿点。而日后,我也一定会去全世界各地找你们。

当然,这篇策划的后半句话是写给我们的读者。

或许是因为我们把视野更多地贴近了高墙之外的优秀电影,「深焦」似乎是与国内热火朝天的院线电影天然隔了一层。这个距离,也让我们在复杂电影营销利益关系面前得以自保。因此,「深焦」更乐于推送一些相对严肃和“沉重”的阅读内容;当我们还驾驭不好一个话题时候,与其似是而非写下一些不懂装懂的话,我们也更乐于翻译和编译一些真正优质的外文内容。

在新的一年里,针对「深焦」的内容特性,我们会努力通过网站,这种最传统的互联网模式,为那些把电影视作严肃学习空间的读者,搭建另一个阅读平台。而我们也自然期盼在中国各地,在世界各地读者加入我们,毕竟当你们点击我们每一篇文章,为我们文章留言、打赏的时候,你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一块看电影。

 

 卢米埃尔影院放映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座无虚席

卢米埃尔影院放映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座无虚席

柳莺(里昂)
「深焦Deep Focus」联合发起人

几乎每月都会光顾的里昂卢米埃尔学院,十二月深夜的某场放映,已成为我的年度乃至生命中的电影瞬间。2015年,电影庆贺自己的120岁生日,法国人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从年头一直持续到年末,身为电影诞生地的里昂,也自然换着法子将朝圣、膜拜的气氛变得越发浓烈。卢米埃尔学院是卢米埃尔家族的旧宅,虽然早已过去百年,但当年的工厂大门仍旧保持着原样,卢米埃尔家的仓库,也改造成了全里昂乃至全法国最专业的影厅,每到夜晚人头攒动,木地板被踩得嘎吱嘎吱响。

卢米埃尔兄弟短片4K修复,学院适时推出放映活动。担任讲解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特里埃·福茂。放映现场气氛之热烈自然不必赘言,毕竟作为修复项目的一手策划者,一名地道的里昂人,福茂比谁都有资格,也更有能力来担任讲解。观众时而被跳着傻气舞蹈的西班牙军队逗得哈哈大笑,时而看着镜头中一百二十年前的白莱果广场(里昂的城市地标)唏嘘不断。放映结束,全场起立鼓掌。福茂却狡黠一笑,请大家留步。继而,他做了一个手势,从舞台左侧推出一个盖着黑布的庞大家伙。

福茂魔术师般地揭开黑布,大家伙露出真身——卢米埃尔兄弟当年使用的“活动放映机”(Cinématographe) 。接着,福茂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今晚,将用这台机器,用卢米埃尔兄弟当年留下的拷贝重放《工厂大门》。于是,一块小小的银幕在舞台上支起,灯光缓缓熄灭。放映员按下开关,一道光束投射出来——幕布上出现了画面,闪烁、颤动、沉默无声。作为电影门徒,在无数场合,看过无数次《工厂大门》,惟有这一次,和120年前巴黎观众看到得一模一样的画面把我带回到电影史书写中那个反复出现的原点性时刻——那一刻,老式放映机运行时细微机械声宣告了电影的诞生。我仿佛正坐在1895年巴黎大咖啡馆黑暗的地下室,第一次面对活动影像,心头奔涌的是讶异、震惊和想要放声尖叫的冲动。这是令人终身难忘的45秒,灯光重新亮起,前后左右的观众眼睛里,全都是亮晶晶的泪花。

 

 印度金奈的奢华影院

印度金奈的奢华影院

徐佳含(巴黎/波士顿)
在Smith College专研人类学和电影

2015年夏天,印度南部城市金奈。 大街上突突车(三轮机动车)飞驰而过留下一串浓烟,小巷里没有铺好柏油的马路更是尘土飞扬。天明明是湛蓝的,我每天出门却不得不带着面罩以防尾气。女人穿着传统纱丽或者长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却又常见男士站在街角随地小便。对于我这个外国人,人们通常会多看两眼。在金奈的第二个周末,《碟中谍5:神秘国度》和《蚁人》在当地的电影院上映。周六上午我招呼了一辆突突车,用蹩脚的泰米尔语说明我要去那个最大的商场,又和司机讲了讲价钱。商场里又和街上是一副截然不同的景象:从服装到大牌化妆品,再到肯德基星巴克,这里一个也不少。

商场顶层是一家名叫ESCAPE的影院,宣传语是“三百六十度终极奢华影院体验”,就好像进了这个影院你就能立马逃离街上的乌烟瘴气和人山人海似的。然而并不是这样的——即使这里有大理石地面,一排电子售票机,一排人工售票窗口,还有贩售零食的柜台,一排排的沙发,一个免费的电脑机房…… 我依然被人群压得喘不过气儿。穿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我好不容易排队到了售票机前,我才发现周六周日两个全天的《碟中谍》和《蚁人》都卖完了,而且除了这两部片子,其他所有电影都是印地语或泰米尔语,并且没有一部欧洲电影。后来我和我在印度的老板聊起这件事,她说这太正常了,周末的电影票,尤其是是美国大片,都必须要提前买好的;欧洲电影他们看得很少,最喜欢的还是美国大片。我离开印度前的倒数第二天,公司同事拿着硬盘来找我,拷走了我影片里美国电影,然后又从他的硬盘里给我拷了几部泰米尔语的电影。他说,虽然我可能听不懂,但可以看看画儿。

 

 戛纳电影宫 《无理之人》新闻发布会现场

戛纳电影宫 《无理之人》新闻发布会现场

牛腩羊耳朵(巴黎)
「深焦Deep Focus」联合发起人

2015年第一次去戛纳电影节,一半的动力大概都是为了能亲眼见到无敌老爷子。他已届八十,不知道按照现在一年一部的拍片速度,还有多少部可以看,还有说多少次机会能在戛纳见到他。当天上午看完《无理之人》的媒体场首映,就火速奔去排接下来的新闻发布会。抢到前排近距离位置不知道有多开心。老爷子刚出场时精神状态非常萎靡不振,意兴阑珊,几乎都没有正眼看过台下的记者们。当时的第一印象非常失望,不是对老爷子略微“耍大牌”的态度,而是他真得像一位风华不再的老人了。

但是,老爷子的态度在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突然发生了一半八十度的大转弯。因为他终于开了第一个玩笑,而此后全程妙就是电影里该有的伍迪•艾伦的样子了,而我也顿时拜倒在了老爷子的魅力下。

这样的变化让在现场的我非常惊诧,也让我迷惑于哪种面貌才是他真实的样子。是坐在人群中略显消沉,闷闷不乐,寡言少语的悲观分子,还是话痨,妙语连珠,包袱抖个不停的搞笑艺人?老爷子在现场说到,拍电影只是他让自己忙着的诸多方式中的一个,而只有让自己忙着,才能把注意力从“万事到最后皆空”的悲哀上转移走。

而坐在台下的我,第一次亲耳听到老爷子随口说出来这段话,而这也是我成为影迷以来,所摸索出的电影带给我本人的安慰作用:它转移了我的注意力,给了我无限的机会去观察他人的生活,而不用再为自己的“皆空”所烦恼。电影里的人生没有尽头。

而当时双眼泛红心的我,认定伍迪•艾伦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我最爱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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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内(台北)
电影学者、影评人

今年的电影瞬间……其实本来应该谈两部纪录片怎么把我电到(一部是《国家画廊》,一部是《日曜日式散步者》,虽说后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其实更想谈一下就在今年确认了三位华人电影导演偶像,一个是因为《师父》而彻底成偶像的徐浩峰,过去因为在电影学院听他上课,感受过大师风范,但是后来他的电影作品我倒不敢恭维,《倭寇的踪迹》太怪且太搞笑,不行,写的《一代宗师》也不知道多少成分他写的,也一样不行,但是《师父》倒很行,非常行,也让我看到了某种……希望——理论转创作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我的表率。第二位是以《日曜日式散步者》震撼我的青年导演黄亚历,不过对于只看过一遍这部片且还没充分消化的我来说,现在多谈它也无益,虽说这部片的上映还没有眉目,不过已经想要去买坊间出过的一张短片集,貌似收了三还四部实验短片。第三位,其实也已经是我这几年不断安利的台湾导演林君阳,之前以《爱的面包魂》的共同导演身分吸引了我注意,今年再以新片《爱情算不算》再次底定在我心中的地位。而对我来说,今年最值得纪念的电影瞬间,大概就是我跟林君阳导演正式访谈的那天。但我先再多说一下这个背景。

在8月份时,我替“国家电影中心”举办的“国小电影教材教师工作坊”当了四梯次课程的主持人,在开行前会议时,有说其中一天的导演座谈还没定人选,于是我私心要他们去邀林君阳,有两个私心,其一,是他的新片(当时还叫《大桥头的恋爱梦》)在台北电影节放映时我都错过了,后来据说有要上院线,所以我心想是不是可以先睹为快;其二,是我帮一个基金会撰写《爱的面包魂》的电影教材,想说可以顺便约他聊两句关于那部片的一些起源、背景的。无论如何,人邀到了,在台上算是简洁而寡言的人。不过那天他带来几部作品的预告片,才知道原来他之前拍过短片《木头人》,之后拍过电视电影《我爱陈金锋》,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总之,这个讲座在他谦逊且不出风头的对话中,一下就结束了,午休时间还合了影。但我总觉得这还不是一个结束。

很快地,就在《爱情算不算》上映前,“放映周报”问我有没有兴趣替《爱情算不算》写一篇焦点影评,我说,一不做二不休,乾脆邀访林君阳算了。于是就促成了10月28日的访问。这一天,我尽情地、充分地享受与偶像对话的两个半小时。这比4个月前为了《刺客聂隐娘》访问侯孝贤(将近两小时)还要过瘾得多了。虽说与侯孝贤一样,针对我对《爱情算不算》甚至《爱的面包魂》提出的很多关于意义的解读,林君阳多数也都不置可否,但是,我倒很享受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交集、无交流的往来。他越是驳斥或不同意我的解读,我就越要再深挖下去,这是一种纯就幻影的比武,却又是一对一,实打实的。

下一次的目标,要找上徐老师(同时也算是师兄……不,我们是同一年从电影学院毕业的,或许还可称为“徐同学”)比试比试。

 

 赫尔辛基电影资料馆留影

赫尔辛基电影资料馆留影

Lycidas(上海/巴塞罗那)
在全世界看电影

2015年6月底,芬兰赫尔辛基。因为出差日程中意外多出一晚空闲,又适逢赫尔辛基骄傲周,于是决定去芬兰电影资料馆的Orion影院看《歌厅》。事先并不知道这是dress-a-long场次的我,在踏进影院门的瞬间就跌入了一个瑰丽迷幻的时空:装饰艺术风格的大厅灯光璀璨,无处不在的镜子仿佛电影中场景再现,我被迎面走来的无数莎莉、布莱恩和司仪裹挟着进场落座,和他们一起大笑跟唱,在结尾各自感伤,时不时还被邻座帽子上的羽毛抚过脸颊。两小时银幕上繁华落尽,走出电影院后我依然久久回不过神。虽已近午夜时分,极昼的太阳依然高悬天际,仿佛这场超现实的梦境仍未完结。

 

 多伦多电影节热情高涨的观众

多伦多电影节热情高涨的观众

小玄儿(多伦多)
影评人

今年9月份,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了多伦多电影节,第一次参加,就被这场北美电影盛会震撼了。令我感动的,除了影人采访,还有一些日常小事,比如认识了很多来自国内媒体的朋友,遇到一位,至今不知道她名字的银发老人。那是在为期十天电影节的首周末,多伦多下起了蒙蒙细雨,气温骤降,很多人都穿上了薄羽绒服。上午第一场电影结束,虽然是午饭时间,但是所有人都在剧院门口排队,只为了下午由汤姆.哈迪主演的《黑道传奇》可以坐个好位置。

于是,我也贪心地排进队里,虽然站在前十几人的队首很开心,但是在户外站了不一会儿,就被秋风雨打,冻得瑟瑟发抖。我身前的一位老人,开始穿上羽绒外套,之后又套上了一件雨衣。我却只穿着羽绒背心,看着她忍不住羡慕地脱口而出:“今天我也应该穿长袖羽绒服的。”这时身后的一群记者,迎来了买回一打热咖啡的同伴,几个人在雨中酣畅地享用着。此情此景,更是羡煞我们这两个形单影支的人。老人家一下子都读懂了我的心思,她立即说:“如果你想去买杯热水或者午饭,我可以在这儿帮你占位置。”我顿时五味杂陈,有羞涩,也有感动。于是我坚持问了她的喜好,跑去买了两杯热咖啡回来,一大杯浓浓的黑咖啡,也不够表达我对这位长辈的感谢。

由于都是自己来观影,没有同伴,我们就顺势坐在了一起,常跑电影节的人知道,这些年长的记者都资历颇深,可是这位奶奶却没有一点架子。我们一起聊张艺谋和巩俐,聊今年备受关注的《龙虾》《刺客聂隐娘》。坐在影院里,她突然感叹:“多伦多真好,这里的人们说着各种语言,完全没有陌生感”。后来谈话中得知,她来自法国,每年都会参加戛纳电影节。在这场电影之后,我们仅在记者站见过几次,但是却令我这个异乡人,觉得自己不再有异乡感。电影节里,无论观众、记者,还是影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在这个新奇又陌生的城市里,电影让每个人之间有了连接和共同点。影院内外,无论地域,随时随地都可以交到朋友,这是电影文化的魅力,令人常有奇遇,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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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贏心 (马德里)
电影制作人

与一群陌生人坐在黑暗中观看自己的电影大概是这个世上最可怕、最诡异的事情了,因而开始出片尾字幕时,我有一瞬间想从那个约容纳50人的厅中逃走。当然后来,我努力扮作一个正常人,去到了台上,大概是因为感到有义务与自己闯的祸荣辱与共。放映后有个短暂的见面会,作为某种惯例,演员们一个个感谢导演,善良的观众也说了很多溢美之词,比如电影令人想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故事的结构十分特别等等,最后我也装模作样地(也是出自真心地)感谢了所有人,甚至突发奇想,感谢了我的母亲。

然而诚实地说,那是我2015年感到最孤独的一个晚上。我惊慌地意识到,尽管拍摄是一个团队工作,一个作者与他/她的电影的关系却是排他性的,他/她所创造的故事和影像会变成他/她身体的一个延伸,无论其他人对此有何看法,都将是暂时的,只有他/她自己会一直不断地调适与这个新器官的共存关系,欢欣有时,沮丧有时,孤独常在。

 

 那一片朝鲜海

那一片朝鲜海

玄子(北京)
影评人

2015我和电影之间并没有所谓的那件“最重要的事”。我想,我的生活从来都没有离开过电影,以至于我回看这段时光,它就像一个无始无终的长镜头,你很难从中挑出那个所谓“最重要”的点。不过,下定决心不做影评人,准备逐渐换水进入创作领域,一定是今年我为电影做过最重要的决定。

2015年10月8日,我和Alex半夜三点从釜山电影节New Forward的酒会出来,四点钟我就醒了,一个人走了五公里到海边,在朝鲜海中游了个打着寒战的早泳。回想前一个夜晚那个话题彻头彻尾绕不出电影的夜晚,真如回家了一般安心。早晨在釜山的街道上沉默前行,一直在思考这个决定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不过一人不能分饰二角,若是另一角吸引力大过另一方,那似乎“弃暗投明”

当然,我仍然写影评,笔耕不辍是件好事,然而我想我搞清楚了自己写影评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将来能不再乘着他人的电影前行,那以“学习笔记”来称呼所谓“影评”,似乎会更准确得多。在这世上若是真想做好什么,就不要考虑一心二用,也不要考虑怎么省力怎么来。没有点逆流而上的牺牲精神,那干点什么都只能是个麻麻地的水平。一个天天都在考虑拍片子的影评人永远也不会是个好影评人,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所以想明白以后,拍拍屁股从沙滩上起来,第二天我就决定开始拍纪录片了,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的任性,哈哈哈。以后大家如果发现我影评写的越来越烂了,就原谅我这个摸鱼只为赚稿费的影评票友吧。

 

 FIRST青年电影展中国巡展-桂林站

FIRST青年电影展中国巡展-桂林站

10(桂林)
 「深焦Deep Focus」推广负责人

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今年五月在桂林筹办的“FIRST青年电影展中国巡展-桂林站”吧。因为没有什么初始资金和合作伙伴,所以一切流程几乎都是自己完成,跑场地、找嘉宾、做宣传。真正开始的那天来了很多人,放映了《医院里的中国》《锤子镰刀都休息》《今天我妈要嫁人》三部片子。《医院里的中国》放映结束后,有的人因为想起了身边的相似经历而落泪,有人因为痛恨所谓制度而愤慨,还有人因为纪录片的形式而跟嘉宾争辩。影展结束时大家相互交流到很晚才离去。后来有朋友跟我说,因为参与了这个活动,想在自己的学校,甚至明年继续承接这个展。还有朋友因为参与了这个活动赶上了末班车投了自己的片子。看着这一点点从0到1的变化,所谓的文化沙漠也在渐渐改善,陌生人因为对电影的热爱聚集,讨论,争辩,合作,这也许就是我策这场展映努力的意义所在,也许也就是电影的独特魅力所在吧。

 

 哈佛大学电影资料馆

哈佛大学电影资料馆

Vincent Lan (波士顿)
在哈佛学电影和数学

至今为止我去过最独特的影院,大概是哈佛大学电影资料馆(Harvard Film Archive)。首先其所在的卡朋特视觉艺术中心(Carpenter Center for Visual Arts)就大有来头,是20世纪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北美的唯一一部作品(虽然经常被哈佛学生嫌丑)。其次这个资料馆有全美最丰富的35mm胶片电影收藏之一,对于影迷来说绝对是大饱眼福的圣地。波士顿本来就是全美国知识分子集中之地,所以每次放映戈达尔、奥森·威尔斯之类大师的作品,绝对是座无虚席。

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资料馆举行了侯孝贤全部作品的回顾展,而其中重头戏自然是在美国影迷届颇受推崇的《悲情城市》。这次放映用的是一个画质非常好的35mm拷贝,可惜拷贝的前二十分钟丢失了,只能找来另一个噪点很多又偏色的拷贝接上去,但即使如此并没有影响观影体验。也许是由于身在地球对面看华语电影的关系,每一个“中国”的细节都特别触动到我,从主人公家里嵌着蓝色花纹的瓷碗,到朋友间酒到酣处唱的歌,到电影里不多的几句普通话对白。侯孝贤本就擅长捕捉生活细节处的诗意,在我的语境下这份生活气息又多了一层意义。我一向是没太多爱国情结的,但在哈佛电影资料馆看到这么美的电影,听到电影结束时全场观众掌声雷动,想到电影中的人物用着和我一样的语言,吃着和我一样的食物时,真的激动到快哭出来。

 

肖颖 (武汉)
武汉法盟老师,「深焦Deep Focus」法语译者

作为一名法语老师,我会习惯性地在第一堂课上询问学生学习法语的动机,最常得到的回答是对法国文化的兴趣。或者有些学生更直接地告诉我是因为看了一些法国电影,而(甚至有些盲目地)喜欢上这个国家的文化,于是想通过学习它的语言来作更深入的了解。可见,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虽然它的诞生晚于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却在这个时代成为传播文化最重要的媒介之一。而同时作为一个热爱文字的人,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完全自由地在中文和法语之间转换。如果说语言能传递思想,那么我很乐意做一个思想的搬运工。

生活中,有两件事应该是到很老很老的时候都还会喜欢的:一个是看电影,另一个则是旅行。我觉得它们之间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开阔我们的眼界,由此对世界的认知更多一份宽容。而且在我过往的生活中,它们之间偶尔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交集。比如几年前在巴黎旅行时偶然走在一座外观及其普通的桥上,却豁然而惊喜地发现“le Pont neuf”(新桥)的字样,于是忆起曾经在大学课堂上看过的那部浪漫至死的《新桥恋人》:绚烂即逝的烟火,歇斯底里的爱情……电影有时也可以给我一些旅行的灵感,比如看完伍迪艾伦的《午夜巴塞罗那》后的那个夏天,就去了那个地中海边的城市,感受了一把浓郁的加泰罗尼亚风情,还淘到一套阿莫多瓦的电影原声集。 

有些电影的影响则是长期的,隐形的,随着岁月不断发酵的。它像某种秘密约定:你似乎已经忘了,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有一天它会穿过岁月的尘埃来唤起你的记忆,因为你比当时更懂它。还对世事很懵懂的年龄看了那部《花样年华》,就莫名地觉得有一天要像周慕云一样怀揣着满腹的秘密去吴哥窟(呵呵,从小就作)。当人生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时候,伴随着暹粒十月阴晴不定的天气和轰隆的突突车卷起的烟尘,我终于置身于那片“久违”的石窟。抚摸着那些刻满岁月伤痕的“高棉微笑”,蓦然意识到年少的自己有多么轻狂。有些秘密注定会被埋葬,有些人注定会与你错过,有些地方注定会让你向往,有些电影注定会打动你……

 

 看看背景里是谁?

看看背景里是谁?

Hanson(纽约)
在NYU学电影

今年十月份的时候收到NBR(National Board of Review,美国国家影评协会)的邮件,说有一场《燃情主厨》(“Burnt”)的提前观影,之后还有主演布莱德利·库伯和西耶娜·米勒真人在场回答问题。再加上不要钱,此等好事怎能拒绝。查了课表,当天上午没课,立刻RSVP。

放映被安排在Park Avenue一个比较小的放映厅,可能不到五十人的样子。我在第四排坐下以后周围开始坐满了各种老头老太太。估计他们才是正经的影评协会会员。我们这种学生完全是来充数的。偷听他们的谈话,我觉得也挺无聊的。基本上都是我看了什么什么片子,谁谁谁演得好,故事怎么怎么一般……一类的话题。他们谈论的时候毫无热情可言,都非常客观。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奥斯卡比较保守。如果大部分成员都是这样,拍电影的也真是难做。不是说这些投票成员古板,而是他们看过的东西太多了,一点点的俗套就能把他们从欣赏中抽离出来。

电影其实也一般,食物拍得倒挺好看的,观众也不时的笑几下。放映之后两位主演直接就走了进来,穿得比较正式,在主持人的引导下给我们讲幕后故事。全片里的每个厨房人员都是从米其林二星餐厅来的,而不是群众演员。厨房也是一个完全能正常工作的厨房,有时候导演会直接拍半个小时,就是记录每个人是怎么工作的;电影里的菜也是由一位米其林二星大厨亲自设计的,保证真实。整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两位演员的真诚。影片中一场戏是男主失败后喝醉,跑去他朋友厨房撒泼,用塑料袋把自己的头蒙上。布莱德利和我们解释说那场戏完全是自我发挥,和他对戏的演员也非常配合。他觉得作为演员能真实的活在某个时刻是非常难得的

一件事,这离不开演员间的合作。”Acting is reacting.”(表演是反应的产物)西耶娜也和我们讲为了准备这个戏,她自己可能动手做了上百条鱼,最后已经是高手了。她的人物在剧中做意大利面的那场戏也是实拍的。观众问的问题质量也很高,他们都非常耐心并热情的回答。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太天真了。他们这种天天活在名利圈的人肯定都是人尖子,假装真诚还不容易?但我愿意相信我的感觉。

听完之后我还是挺心酸的。演员有时候最期待的就是有好人物能演,但仅仅有好人物不代表会有好故事,有好故事人物又不见得出彩,有好故事又有好人物,电影又不见得拍得很好。变数太多。演员总体还是挺被动的,只能靠编剧和导演给自己工作。我也顿时能理解为什么好多好莱坞大明星愿意自降身价演独立电影,就是因为他们被写得好的剧本吸引。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演员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他们看重表演,而不仅仅是名利。从编剧的角度来讲,写的剧本一定要有出色的人物。一旦被大牌演员看上,片子被拍都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当然国内可能便是另一番情景了。

走的时候和我一起来的一些学生偷拍了几张他们的照片,我根本就没动这个心思。刚来纽约的时候我对名人也是这样,但是见得多了就觉得很不舒服。人家这么真诚的和你分享了这么多东西,如果我拍照的话,就好像从他们身上拿走什么东西一样,把他们当明星看,而不是演员看,这其实是不太尊重的。我有了这么好的一次经历就足够了,不需要别的什么来证明。(插句话,布莱德利本人的星光确实很耀眼。人长得太帅真的是罪过。)

其实想想这两年借着电影的由头已经见过不少所谓的名人了。他们都很真诚。大卫芬奇和我们讲话的时候不时蹦出脏话,一点也不忌讳,讲好莱坞的时候很多怨念都毫不保留,完事以后非常耐心地和我们这群学生们聊天;多兰在《妈咪》的问答环节也是非常耐心,生怕自己解释的不清楚,显得挺萌的;玛丽昂歌迪亚回答《两天一夜》问题的时候总是笑,因为英语不是她母语,但她也从来没有不耐烦;《第四公民》导演劳拉在问答环节遇到了一个亚裔的半激进分子,她不停的在解释自己的组织,却不问问题。导演也是不卑不亢,”你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请把机会给别人。”问答环节继续进行。如果只是一个人素质好,或许只是例外。但是这么多人都是这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的电影业如此发达了。当然,我这有上纲上线的嫌疑。人性格再怎么好,拍出来的电影也有可能是渣。人再怎么粗鲁,拍出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烂的。艺术和人格是有分裂性的。玩艺术,你不需要做个性格完美的好人。但是亲眼目击过这些榜样是怎样面对人生和电影的,还是挺让人暖心的。